[摘要] 如今,一些常年在外的年轻人,不愿意赶在春运高峰回家过年,更愿意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过年,这一现象被称为“反向过年”。有人觉得让父母“反向过年”能节省成本,还能让他们体验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,也有人觉得老人到外地过年有很多不便(据2月13日。
如今，一些常年在外的年轻人，不愿意赶在春运高峰回家过年，更愿意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过年，这一现象被称为“反向过年”。有人觉得让父母“反向过年”能节省成本，还能让他们体验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，也有人觉得老人到外地过年有很多不便（据2月13日。
过年回家，是很多中国人的“执念”，于是人类社会规模的迁徙活动还在年复一年地上演。这种执念的背后，我想是人们对于团圆，对于家的温暖的渴望。在过去的熟人社会里，这并不是一种奢侈品，即便子女们出去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从空间上来讲，新家庭和旧家庭的距离并不遥远，三十在男方家团聚，初三回娘家这样的习俗得以执行。但是当这个空间距离被拉伸到几百公里、几千公里的时候，回家变得困难起来，春运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旧有的熟人社会正在解体，人口巨大的流动性让中国人跑步进入了陌生人社会。正常来讲，当人们在新的地点落脚、繁衍，就会形成新的熟人社会。然而有几个障碍阻止了这一进程，比如快节奏的经济发展让人口的流动难以迟滞下来，再比如大城市高昂的房价正在阻碍人们落脚，还有户籍这道门槛，绊住了亲人的团聚。
这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疏离感，让春节变得意义重大起来。所有的情感、思念、愧疚、责任都在这段日子里算了一笔总账，塑造了痛并快乐着的过年回家。然而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障碍，过年回谁家？对于在大城市漂泊的夫妻，有一个困难摆在眼前，就是三个家庭分别处于三个地方。比方说年轻夫妻在上海工作，丈夫老家在东北，妻子老家在海南，可以说是天南海北。这就让传统习惯里的年三十在男方家过，大年初三回娘家变得异常困难了。而如果今年去你家明年去我家，那就意味着每年都有一个家庭处于空巢状态，尤其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，老人的春节过得真的很孤独。
基于这样一个困境，人们“发明”了“反向过年”的办法，也就是把双方父母都接到子女家过年。这样一来，三个家庭就都可以团圆了，避免了相思之苦。但从传统的观念看，这样的团圆始终让人感觉有那么点不是滋味。过年回家，我想不仅仅是人的团聚，还是人与家乡的团聚，回到生长的地方，遇见亲人和朋友组成的熟人社会，这让回家过年拥有了某种仪式感，换一个环境，这样的感觉会被削弱很多。而且对于很多父母来说，去子女家过年是一种打扰，环境的陌生感也会让人精神紧张，而子女回到父母的家，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。
我当然并不是站在传统一边反对“反向过年”，只是想把双方的好处和困境都说清楚。说到底，“反向过年”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妥协，至于说和传统相比孰优孰劣，其实取决于人们在内心深处把哪一种价值看得更重，当然也取决于人们的经济水平。“反向过年”是属于中产阶级的选择，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，他们是没有条件“反向过年”的，他们工作的地方并没有给他们落脚之处，所以他们仍然是春运大军的主力。
然而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，一种文化的诞生往往是人的选择和现实的条件相交织的产物，我们并不能清晰地分辨出它的脉络，也并不是哪个单一因素所能左右的。所以这里没有好坏，只有适应不适应，而加入在这个适应过程中，有一些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因此而丧失了，除了表示遗憾我们也别无它法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调整自己，适应这个变化。
想当年，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巩因为受到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。王巩受贬时，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。多年以后，王巩北归，接风宴席上，王巩请出柔奴为苏轼劝酒。苏轼问及广南风土，柔奴答以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”。对于柔奴和王巩来说，境遇的变化是他们不能左右的，他们能做的，就是调整自己，适应这个变化。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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